投资者一度抱怨首次公开发行(IPO)背后的机制似乎并未取得最佳结果：通常情况下，投资银行首先游说大投资者，大致了解他们可能会为新公司的股票支付多少钱，从而确定一个价格区间。然后，该银行试图引导该公司在这一区间的低端选择一个发行价。
投资银行的意图是创造一种情景，即股票一上市价格就“暴涨”。最初的股价上涨有助于提高投行在投资者中的声誉，加之银行通常会获得部分股票作为报酬，所以投行因此也能赚到一些钱，同时公司也会赢得关注。然而，最初价格的大幅上涨是有代价的：如果原价设定在更高的价格，公司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。
此外，IPO的成本也不低：承销费可能高达公司市值的7%。
人们尝试了一些标准IPO程序之外的替代方案。众所周知，谷歌在首次股票发行时采用了著名的“荷兰式拍卖”，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做法令人失望，因为它筹集到的资金比公司希望的要少。一些人将这一结果归咎于其投资银行，而这些银行都不希望改变现状。自那以后，很少有减价拍卖进行IPO的尝试。
最近，音乐应用Spotify进行了直接上市，即在没有承销发行的情况下将其流通股上市。这种做法的缺点是，现有股东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持有他们的股票——这与大多数IPO不同——因此人们担心，如果没有这种支持，股价可能会暴跌。这反过来又会抑制需求，新股筹集的资金也会减少。尽管投资者密切关注着Spotify的直接上市，但它未能激发出许多模仿者。
另一个替代IPO的选择在2020年流行起来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(SPAC)。
SPAC是一种“空白支票”空壳公司，专门为收购一家私人公司并将其上市而设立。投资者以10美元的固定价格购买这家空壳公司的股票，公司负责人则将筹集到的资金存放起来，寻找有前景的公司进行收购。一旦委托人确定了收购目标，他们就会通知股东，由股东投票决定是否批准收购。不批准的股东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原来的投资。如果这一过程在两年内没有完成，所有股东都会得到投资回报。
2020年，SPAC的受欢迎程度激增，当时有165家公司执行了SPAC，而2019年只有59家。而且这种受欢迎程度还在增加。彭博社估计，仅在2021年1月，投资者就发起了90个SPAC。
随着SPAC的使用增加，一些人宣称SPAC是让初创企业上市的更好工具，有朝一日它可能会实现减价拍卖和私人上市所不能实现的目标，并取代IPO。
然而，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，SPAC的流行可能是短暂的。他们认为，问题在于SPAC可能会让创立SPAC的委托人赚到很多钱，但购买它们股票的投资者往往最终表现不佳。
虽然SPAC可能比IPO更容易执行，但对投资者来说，它似乎并不优越。在分析了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间成立的47家SPAC后，作者发现平均股价远低于起始价。论文作者将此归因于股票的稀释效应，这包括保荐人的“促销”或不成比例的利润份额、承销费用，以及合并后的SPAC权证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SPAC也有巨大的隐性成本，惩罚那些不立即赎回的人。
虽然样本数据中的SPAC股价在交易完成后的第一年呈下跌趋势，但大多数初始投资者在收购完成后不久就退出了股票，在被收购后买入SPAC股票的投资者首当其冲遭受了损失。论文作者指出，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均衡。
他们的结论是，SPAC的好处似乎被过分夸大了。事实上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小投资者正在参与SPAC，通过SPAC上市的成本似乎并不明显低于常规IPO，而SPAC退出后股价的下跌则表明，精明的投资者可能很快就会开始避开它们。
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年里，我们看到国会通过了2002年的萨班斯-奥克斯利法案(Sarbanes-Oxley Act)和2010年的多德-弗兰克法案(Dodd-FrankAct)，赋予监管机构更多治理金融市场的工具。很多人都写过，这增加了IPO的成本。有经济学家预测，美国IPO在未来20年将继续减少。事实上，去年已经有大量公司上市，其中很多公司选择通过SPAC上市。
作者的结论是，尽管SPAC可能更容易实现上市，但它并不是一条成本更低的上市途径，随着市场消化了SPAC因成本较高而往往拖累收购后市场的事实，未来的SPAC交易可能会被迫变得更有效率——尽管这在IPO市场尚未发生。
但作者也指出，SPAC的较高成本并不是这种结构的特有现象，如果市场压力巨大，也能迫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。